近年來，以外賣、快遞、網約車為代表的新業態發展迅猛，在促進勞動就業、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這些新業態組織結構的網絡化、用工形式靈活化，以及新業態勞動者的流動化、共享化、分散化等特點，又使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禹杰這次轉行是被迫的，雖然他從心底喜歡外賣行業。

2018年4月5日，禹杰成為賀蘭縣某電商配送服務公司一名外賣送餐員。誰知9天后，禹杰在上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住院6天。2019年11月，實施第二次手術。銀川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認定禹杰為工傷，銀川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其傷殘等級為九級，停工留薪期為5個月。

得不到停工留薪工資、醫療費賠償等，禹杰一氣之下把該電商公司告到了金鳳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2021年，金鳳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裁定禹杰與該電商公司解除勞動關系，該電商公司支付禹杰11萬余元。

官司贏了，可禹杰的錢卻遲遲拿不到。手持“熱乎乎”的裁定書，禹杰等人來到賀蘭縣卻發現該電商服務公司是“鐵將軍”把門，多方打聽才知道該公司已從原注冊地搬離，法定代表人也失聯了。

身體恢復后，禹杰還想繼續送外賣，卻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這個行當權益得不到保障，還是干個別的吧。”

在寧夏，禹杰的遭遇不是個別現象，在全國，也還有不少“禹杰”。

住寧全國政協委員馬宗保、楊淑麗關注老百姓最關切的事情。今年，他們帶著《關于兜牢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促進新業態發展的提案》來到了北京。

和外賣小哥聊冷暖、跟快遞小哥嘮嗑、與網約車司機聊家常，兩位政協委員發現，新業態勞動者與用工單位關系復雜，與傳統勞動者有很大不同，兩者相互之間不直接接觸，沒有身份歸屬關系。新業態勞動者大多簽訂的是勞務合同、承攬合同，甚至還有合作協議，當發生權益糾紛時，很難認定新業態勞動者與用工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使得勞動法很難適用于從業者權益保障，盡管國家修訂了工會法并發布了多個文件加以規范，仍存在游離于法規之外的情況。

12分鐘內在電腦上完成19票件的派送路線設計，2020年，杭州市“95后”快遞小哥李慶恒獲評杭州市高層次人才。

像李慶恒這樣憑借把“送快遞”這一件事做出色的人不多。楊淑麗說，新業態群體的職業可持續性值得關注。平臺就業具有工作自由與靈活的特點，部分青壯年勞動力看重顯性的工資收入和形式上的自由，很多新業態勞動者職業長遠規劃不足，職業發展路徑不寬，忽視了技能提升這一長久保障。

在新業態群體中，有很多人有著和禹杰類似的遭遇。由于新業態群體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高，加班熬夜是常態，給身心健康帶來巨大挑戰和影響。此外，缺乏必要的安全裝備、工作環境差，工傷風險較大。因勞動關系復雜、工作時間和場所不固定，他們難以參加工傷保險且工傷認定難，即使購買商業保險，也是杯水車薪。

“之前，電商公司答應給我繳納工傷保險。”禹杰說，直到事發后，他才發現該電商公司未給自己繳納工傷保險。經過調查，楊淑麗發現，由于新業態勞動者勞動關系難以認定，企業（平臺）往往利用相關法規漏洞，逃避繳納社會保險。即使人社部等多部門聯合發文允許勞動者以靈活就業者身份繳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但繳費幾乎全由個人承擔，加之受戶籍、地域、流動等因素制約，參而不繳和參保后斷繳現象較為普遍。

“現在，我們的生活離不開外賣小哥、快遞小哥。”這已是廣大居民的一致認同。楊淑麗表示，不能讓新業態勞動者流汗又流淚，必須讓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從而促進新業態健康發展。

兩位委員建議，修訂完善勞動法增加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相關內容，進一步明確政府、企業（平臺）、就業者的權利和義務。針對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等情形，制定適應數字時代化的法律法規，補齊法律“空白”。

在加強人才體系建設方面，兩位委員建議，人社部門牽頭對新職業發展現狀進行分析與前景評估，聯合教育部門加強教育和技能培訓。同時，不斷探索將新職業技能等級評定進行擴容，及時分類修訂評定標準，促進隊伍專業化培養和行業健康發展，著力提升新業態發展空間。

“市場監管部門建立平臺（企業）備案管理制度，制定監管規則和標準。”楊淑麗說，人社部門完善工傷參保辦法，為新業態勞動者參加工傷保險清障疏堵、優化服務。進一步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力度，督促企業落實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責任，治理違法超時加班等突出問題，讓新業態勞動者安心工作。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范、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馬宗保、楊淑麗兩位委員建議，進一步破除城鄉、地域和不同險種之間的藩籬，通過就業、社保等補貼扶持，支持創建新業態行業性組織，通過行業組織受理參保。同時，以“互聯網+社保”建設為突破口，加快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臺，全力打通全民參保的“最后一公里”。（記者 喬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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